不畏权势的法学家——从哥大校级教授联想到中国大学官本位等级制（下）

三、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对比

（一）发达资本主义公立大学的平等原则与社会主义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等级制

记得2022年在清华大学校园接种新冠疫苗时，发现那里有几个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院士”。我看到一位50多岁的“院士”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不经排队就接种了疫苗，而当时还有许多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的退休老教授在排长队。即使按中华民族本土的尊老传统，也应让那些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的老人优先接种。所以，那一场景顿时让我感到，中国大学已把官场上那套腐朽的等级特权制全盘搬进了校园——捧出极少数人享有高官式特权待遇而蔑视绝大多数的教师。然而，如果大学对广大的教师缺乏应有的和平等的尊重，那么这样的大学或许能培养出更多的高官权贵，不可能培养出世界级杰出学者，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注23）难怪早年（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知名学者资中筠在2011年拒绝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邀请，她说：“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给我发请帖，我表示了婉拒，我觉得清华已经面目全非了。”“有点像是‘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10.8，《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讲话），她说是指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而转向趋炎附势的熏陶。（注24）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公立大学或国立大学，大学校长及其各院系院长或主任也多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由于强调公平原则，同等资历的教授无论在哪个大学或从事何种专业，个人薪酬都相差不是太多，即使诺贝尔奖得主也不享有更高的年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以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最平等的地方或许就是大学了。

虽然有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学，如加拿大公立大学也设有冠以某种名称的研究讲席（research chairs）教授，但只是获得研究经费和声望，并不增加年薪。（注25）在德国大学教授工资改革因导致教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还引起了宪法问题。例如，德国 2002年德国联邦议院制定了《教授工资改革法》，该法第1条即修改了《联邦公务员工资法》，引入了W型工资。与传统上依据年龄和资历的C型工资不同，W型工资在基本工资之外引入了绩效工资。但由于引入绩效工资带来了教授之间工资差距扩大问题，从而引发了学术和宪法争议。201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判决2002年修订的《联邦公务员工资法》以及黑森州公务员工资法律中关于W2工资数额的规定不符合基本法第33条第5款规定的“与职务相当的赡养原则”而无效，立法机关应该最迟于2013年1月1日之前制定新规则。（注26）

1949年以后，中国在教育体制方面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因此，尽管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著名大学都是国立大学，但从大学校长、书记到各院系所党政领导都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并在官本位基础上对大学和对教授人为地制造各种等级，因而完全排斥大学自治和平等原则。例如，在行政级别上，中国大学被分为“副部级”和“司局级”等；在财政资助体制上，中国大学又被分为“985工程”、“211工程”等不同等级。甚至连大学课程也分教育部精品课程、优秀课程、重点课程、合格课程不同等级。

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高校教师穷得让人感到耻辱”，从1998年开始，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当年被确定为“长江学者”的年薪高于其他教师三倍以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专任教师40.7万人，到2008年全国共有115所大学聘任了1308名长江学者。（注27）由于大学“官本位制”，“长江学者”头衔的授予明显偏重于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如校长、院长、所长等）的大学教师。自教育部设“长江学者”之后，各地各方相继涌现出各种名目的“学者头衔”，大学内少数教师与绝大多数教师之间收入差别不断拉大。所以，即使在同一所大学，因不同专业或有无特殊“学者头衔”，同等资历教师之间的收入差别也不断扩大。美国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lips Altbach）曾于 2008 年对全球28个国家的高校教师工资进行调查，其中收入最平等的是加拿大高校教师，即最高等级教师的月工资仅为最低等级教师的 1.7倍。相比之下，中国高校教师工资差别最大，高达 4.3倍，位居所有被调查国家之首。（注28）近年来，中国大学教授之间工资差别又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总之，中国大学最大的特色是官本位基础上的等级制，全职教师等级繁多、教师包括正教授之间收入贫富悬殊。

中国大学在理工科方面已有院士制度，院士享有较高的年薪和其他特殊待遇（由于官本位制的关系，某些地区甚至规定院士享有“副部级”待遇）。实际上，中国的“院士”制度及其特权待遇就是从苏联比照官职级别的学术特权等级制模式搬来的，至今仍抱守残缺。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大学从不存在高于教授的“院士”头衔，而只有具备特定学术资格的“会员”（fellow / member），即与物质待遇无关的学术荣誉制。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或学术界，作为学术职称或头衔，从来没有哪一位学者或科学家被称为 “院士”的，而只有“教授”（Professor）或“博士”（Doctor）的称呼。

（二）哥大校级教授与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的反差

由于中国大学文科没有院士制度，所以最近几年国内少数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设立了享有相当于院士待遇和地位的教授职位。以北大为例，近年设立了校内自封的“文科资深教授”、“文科一级教授”和“博雅讲席讲授”等耀眼的头衔，因为是想模仿美国私立大学、有校方统一称谓或头衔，以下权且称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由于北大与哥大有着特殊的学术渊源关系——北大历史上几位著名的校长如蒋梦麟、胡适、马寅初都在哥大获得过博士学位，因此对哥大的校级教授与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近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也成为中国大学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在北大设立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据称也是为建设“双一流”的“举措”。然而，虽然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中不乏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或影响的学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是在学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并享誉世界的顶级学者，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是能与民国时期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比肩的学者——现在是没有大师的“大师”时代。（注29）毋庸赘言，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人，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风骨敢于批判权势的学者。可见，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与哥大的校级教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盖尔霍恩和亨金都从未担任过校长或院长职位，完全凭借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对社会进步的贡献而被命名为哥大的校级教授。而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则有两大特色：第一是多数人都有担任大学或院系党政领导经历。第二个特色是多数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是在国内由学校院系官方指定的“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高产作者（在缺乏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核心刊物”所发表文章更加受到政治思想限制）。可见，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的多数人是官本位制和以论文数量衡量学术的反智主义管理体制的受益者。

此外，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中，有不少人获得国内各种奖项异常之多。但是，与发达国家大学通常由多名同行学者匿名推荐的学术奖项不同，在中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多数学术奖项甚至包括教学奖都是自己申报的，所以，获得奖项超多的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大概也是“申奖专业户”。甚至个别人为了获取包括教育部“精品课程”在内的奖项，利用职权弄虚作假。早在2008年11月14日，我专门给北大校方写过《建议取消自我申报的评奖活动》的信。该建议曾刊载在北大校园网上。

虽然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的学术门槛不高，但相对于其他教授，各种待遇之高，也与哥大校级教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盖尔霍恩教授曾告诉我，“校级教授”主要是一种荣誉，没有什么特权。但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却享有各种特权待遇。仅以个人收入为例，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在原有工资、津贴及奖金收入之外，多有各种“头衔”及多种收入来源，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百万元，不仅高于中国某些最赚钱的大型国企（如茅台集团）负责人的薪酬（注30），也高于美国顶级大学全职教师的平均年薪（尽管按照世界银行202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15%左右）。（注31）在美国大学排名最靠前的11所顶尖大学，教授年薪更高，不同专业教授收入差异也较大，但从纵向来看，这11所大学教授平均工资也仅为助理教授平均工资的1.83倍；副教授平均工资与助理教授平均工资差距为1.17倍。（注32）一般来说，在美国顶级私立大学，同一专业和同等资历文科教授之间年薪相差数倍的情况很罕见。然而，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的收入是校内同一专业和同等资历教授收入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明显超出了合理的差距。（注33）

虽然在私企或商界，年收入几百万并不高。对年收支几百亿的北大来说，让极少数文科教授多赚些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然而，北大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一般都在60岁以上，由于“文革”的耽误以及其他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能达到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人极少，能达到世界二流学术水平的人也不多。（注34）因此，这种学术门槛之低的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或荣誉地位，不仅对大学的学术声誉带来持久的贬损，也妨碍了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由个人独立从事的，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需要宁静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注35）

在理工科领域，中国大学若给予高于美国顶级大学教授的年薪（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其他优厚待遇），或许可以招聘到海外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但在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大可能招聘到世界一流学者。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大学广大青年教师还在为生存而挣扎（注36），大学里却出现了一小群赚得盆满钵满的本土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并形成了大学内名利双收的“权势圈”。

2021年9月，十九届中共中央第七轮巡视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进行巡视反馈，其中一半以上高校被指存在“‘官气’十足，衙门做派”等官僚主义现象。其中指出：如“一些人官学一体，美其名曰‘双肩挑’，实则‘两头吃’。……既头顶领导光环参与学术资源分配，与普通教师争利，又利用领导身份排挤学术竞争对手。” “一些高校习惯以行政命令统领学术。少数人不学却有‘术’，将社会上拉关系、搞钻营的不良风气带入高校并从中获利，不但掌握了大量学术资源，还能轻易获得学术地位和荣誉。”因此，大学“追权逐名贪利致使浊气难除”。（注37）

显然，文科 “校级头衔教授”也反映出某种官僚主义现象，因为在大学内担任“官”职、在官方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由官方鼓励的个人频繁申奖、申请并主持（经常是假大空的）官方课题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都成了获取功名利禄的途径或手段。由此可见，如果大学不能去行政化、去衙门化，必然会蜕变为官本位基础上的名利场或“学术江湖”。诚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所说：“学术一途，本是求真理探究竟的学问之道，与喧嚣的江湖市井社会一向互不搭界。但时下学界的情况大为迥异。在学术名下，充斥着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喧嚣。以鼓吹兜售自己，以伪学谋取利禄，大量灌水制造学术泡沫，批量生产制造学术垃圾，抄袭剽窃盛行，腐败丑闻迭出，熙熙攘攘，俨然一派学术江湖的景观。”（注38）

注释：

注23：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按英国一家公司（QS）2023年排行榜，由该大学培养的学生或在职教授获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均为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竟然都被排在拥有约百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菲尔兹奖得主和5位图灵奖得主的哥伦比亚大学前面！对大学的评价，完全无视拥有多少具世界意义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是否拥有或培养出一批世界级杰出学者以及有无学术自由等最根本的要素，仅依赖一大堆无关紧要的数字（如发表论文数、引用率、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师生比例、雇主声誉等）堆起来的商业化排行究竟有什么学术意义？

注24：资中筠：《知我者谓我心忧》，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21日，第18 版。

注25：感谢加拿大渥太华大学Scott Simon教授提供的信息。

注26：参见叶强：《德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中 W 型工资的创设、争议与启示》，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48-53页。

注27：《长江学者计划揭秘》，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6日。

注28：转引自胡咏梅、易慧霞、唐一鹏：《高校教师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和加拿大高校教师工资性年收入的比较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1期，第80页。

注29：被官方媒体称为“大师”的北大著名哲学教授汤一介（1927-2014），自知他与其父亲汤用彤那一代民国时期学术大师在中国古典、外文以及学术功底上有着明显差距，所以从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并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大师。参见《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载《中国教育报》2011 年3月27 日，第003版。

注30：例如，2024年3月4日，贵州茅台集团官网发布《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度负责人薪酬信息公告》。公告显示，贵州茅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2022年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为100.78万元。其他高管在82万元上下。https://www.moutai.com.cn/mtjt/2024-03/04/article_2024030412330134465.html

注31：2023年度，美国23所顶级研究型大学全职教师平均年薪为14.9万美元（约合108万人民币）——感谢加拿大渥太华大学Scott Simon教授提供的数据。

注32：曹峰、林元启、刘婉华、王佳：《美国顶尖大学薪酬体系特征研究》，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40卷第3期，第62-64页。

注33：“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大学教授也曾分不同的等级，在当时工资级差是相当大的，但一级教授工资也只是二级教授工资的1.2倍。

注34：龚刃韧：〈“拖后腿”的中国人文社科〉（2019年6月21日），《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292

注35：郭于华：〈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2017年12月6日），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751.html

注36：中国大学频繁变动的考核制度、欠缺的保障条件和赋能不足的校园文化，使得大学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焦虑感、被剥削感、不安全感呈现逐渐增强态势。参见罗亮、李泓桥、史家宁：〈“学术民工”还是“知识精英”：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多维审视〉，《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7期，页41-48。

注37：于国君、郭妙兰、余哲西：〈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载《中国纪检监察》2021年24期，第42-44页。

注38：王海光：《学术江湖杂谈》，载《学习时报》，2006年11月13日。

（注：龚刃韧，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